从千亿到240亿：刘彦春卸任副总，公募“造星时代”的退潮样本

近日，景顺长城基金一纸公告，宣告刘彦春自9月18日起卸任副总经理职务，转任说明只有一句——“专注于投资管理工作”。

公告措辞平静，落点却在市场激起不小回响。

这位2021年管理规模一度突破千亿，在副总经理位子上坐了五年半后，转身退出管理层序列，回到基金经理本职。

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人事变动，而是当下公募行业最清晰的信号之一：那个“绩而优则仕”、靠明星基金经理撑起规模与流量的时代，正在加速退潮。

01

千亿规模的数字背后，是一场长达五年的均值回归

刘彦春的职业轨迹，几乎就是上一轮核心资产牛市的完整复刻。

2015年1月加入景顺长城，4月起接手景顺长城新兴成长，2017年与鼎益分别以56.28%、56.44%的年回报包揽主动偏股基金冠亚军，一战成名。

2019年至2021年，消费股行情将他推上巅峰——2021年一季度末在管规模首次突破千亿，二季度末达1163.01亿元，成为继张坤之后国内第二位千亿级主动权益基金经理；同年3月29日升任副总经理。

升官与破千亿，几乎发生在同一年。

这不是巧合，是当年行业“造星”逻辑的必然产物。

但顶点之后是漫长的均值回归。

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刘彦春在管6只产品，合计规模240.49亿元，较峰值缩水约八成；其中单独管理规模降至124.50亿元，6只产品形成“4只共管、2只独管”的格局。

规模的坍缩，一半是赎回，一半是净值回撤。

据天天基金网数据显示，以代表作新兴成长A为例，自2015年4月接手以来任职总回报仍有84.18%，但近三年回报为-29.15%，近五年为-43.77%；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分别上涨9.16%和52.02%——基准是正的，基金是负的，这已经很难用“风格不在我这边”来解释了。

另一组数字更刺眼。

2026年中报首次强制披露的“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显示，鼎益A该比例为91.60%，而另外5只产品均低于25%：新兴成长A为19.01%、绩优成长A为22.55%、内需增长A为23.30%、内需增长贰号A为17.03%，集英成长两年定开则为0%——约4.7万户持有人无一人盈利。

值得注意的是，集英成长是两年定开产品，封闭期内持有人即便亏损也无法退出。

同期，刘彦春在管6只基金遭内部员工全线减持，其中绩优成长A被员工赎回2254.86万份，公司对内需增长贰号A的持仓由“50万份-100万份”直接降至0。

内部人的选择，往往比任何表态都更直接。

02

减负动作早已铺开，卸任只是最后一步

如果只看9月18日这一天，是一次突兀的转身。

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这是一场长达数月的、有步骤的减负。

2026年5月9日，景顺长城同时为刘彦春管理的鼎益、内需增长、内需增长贰号增聘共管基金经理，分别引入柯海东与徐亦达；6月13日，集英成长两年定开又增聘孟棋。

三人的共同点是——均有科技、TMT或成长赛道背景。

这是刘彦春在管产品时隔十年再度出现合管格局。

调仓随之发生。

以鼎益为例，二季度末前十大重仓股全部更换，贵州茅台、山西汾酒、药明康德、中国中免退出，江丰电子、中际旭创、拓荆科技、宁德时代等AI产业链标的进入；集英成长的前十大中亦出现中芯国际、新易盛、沪电股份、长飞光纤、兆易创新等。

老将守底仓，新锐搏弹性，这原本是平台化投研最理想的解法。

鼎益二季度净值增长率为26.28%，年内累计净值增长率在6月末实现6.22%，成效立竿见影。

但故事的后续走向，恰恰暴露了问题的深层性。

三季度以来，算力、光模块、半导体链条波动加剧，9月中旬A股缩量调整，前期涨幅巨大的科技板块进入高位震荡。截至9月18日，鼎益近三个月回报回落至-15.56%，年内收益由7月初的接近20%转为亏损约9%；集英成长同期年内回报为-17.84%。

也就是说，从消费高位坚守到追高科技换仓，模式上的相似度令人不安——上一次是基金经理自己的框架，这一次是景顺长城基金自己配置的“新搭档”。

而两只由刘彦春独管的基金，同期选择了收缩防守：新兴成长股票仓位由93.48%降至78.81%，绩优成长由83.6%降至64.23%。

一攻一守之间，持有人面对的是风格突然失焦的组合，而非当初买入时理解的“长期价值投资”。

03

卸任潮之下，行业逻辑已经转向

刘彦春的转身并非孤例。

自2024年以来，易方达的张坤、陈皓、萧楠、张清华，万家的黄海、乔亮，信达澳亚的冯明远，诺安的杨谷等一众“投研系”高管，已相继卸任管理职务、回归投研一线。

值得注意的是易方达的集中调整。

2020年至2021年间，易方达先后提拔张坤、张清华、胡剑、冯波、陈皓、萧楠六位基金经理为副总，六人合计管理规模一度占其非货规模接近一半；自2025年3月起，萧楠、陈皓、张坤、张清华相继卸任，今年7月胡剑也完成角色调整，卸任副总后继续管理7只基金、合计规模586.23亿元。

“给明星加头衔”正在被“让基金经理做回基金经理”替代。

原因并不复杂：投资与管理是两套能力体系。

管理百亿组合需要产业研究、上市公司调研和组合管理的持续投入，高管职务则要承担经营、团队、合规与行政决策。规模达到数百亿之后，双线并行的精力分配本身就是管理难题。

更深层的推动来自监管与考核导向。

2026年3月证监会修订信披准则，强制披露盈利投资者占比；今年5月1日起，成立满一年的主动权益产品需在半年报及年报中披露过去一年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

新规把“基金赚钱≠基民赚钱”从体感变成了可查数据，也直接把行业讨论从“规模”拉回到“持有人回报”。

在这一背景下，刘彦春卸任副总被业内普遍解读为行业“重回报”导向下的必然——把资源投向投研，弱化高管身份对基金经理的消耗。

与此同时，景顺长城自身也处在权益业务收缩的压力中：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总规模9785.2亿元，但股票型与混合型基金合计仅2397.36亿元，较2021年末的2598.82亿元减少超200亿元，其中混合型基金从2149.97亿元降至1304.06亿元，近乎折半。

04

结论：卸任不是救赎，专注也不等于业绩会回来

把刘彦春的卸任写成“英雄归来”是偷懒，写成“顶流落幕”同样失之偏颇。

他17年的公募投资履历、管理过千亿规模的实战经历，依然是行业里稀缺的资产。

卸去行政职务、独管产品缩减至2只、共管产品引入不同能力圈的搭档，客观上为他腾出了重做投研的空间。

从他中报的表述看，其框架也在尝试调整：认为新兴产业与传统行业并非对立，AI产业仍有参与机会，部分传统行业在宏观边际改善后同样具备价值。

但投资能力的修复，从来不由职务变动来保证。

刘彦春面临的真正考题有三重：一是消费资产的估值修复能否兑现，二是共管模式下基金风格的连续性如何向持有人交代，三是当“追高科技”与“坚守消费”同样遭遇逆风时，长期主义是否还能经得起下一轮检验。

对于行业而言，这场持续数年的卸任潮揭示了一条更清晰的路径：公募正在从“造星扩规模”走向“去明星、强平台、重持有人收益”。

刘彦春的240.49亿元，既是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也是这个转向里最具样本意义的一个注脚。

而对那4.7万户在集英成长里无法退出的持有人来说，时间才是最昂贵的成本——这一点，不会因为谁来当副总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