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相互宝遇到难题:从风靡一时到面临尴尬,2000万人已经退出了

AI财经社姜未未2021-09-22 14:07 大公司
唐歌无法接受,自己过往病历中存在的“抑郁状态”、“抑郁发作”等描述,成为了相互宝拒绝给付互助金的理由。

唐歌无法接受,自己过往病历中存在的“抑郁状态”、“抑郁发作”等描述,成为了相互宝拒绝给付互助金的理由。

“我的认知里,抑郁症并不属于精神病,何况我只是处于抑郁状态,并不是抑郁症”,对于相互宝的决定,她感到荒谬和不解,“我曾打电话给相互宝客服,反问‘我有没有精神病’,但他们只能回答我,‘抑郁症属于精神病的范畴’”。

面对唐歌的多次质问,相互宝客服给出的答案仅有一个,“抑郁状态与抑郁症是一回事”,属于精神疾病之列。

然而,争议之处在于,唐歌加入相互宝时,健康告知并没有关于抑郁症属于精神病的提示,也没有明确指出,精神病不符合大病互助加入条件。更重要的是,“我从未确诊过抑郁症”,唐歌说。

她决定起诉相互宝。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法律上,相互宝的合同属性难以确定。“相互宝没有支付互助金的义务,用户起诉的对象应该是其余的8000万成员。”一位多年从事互助业务的专业人士这样表示。

因患抑郁被拒绝申请互助金

2019年12月,唐歌抱着“帮助别人”的初衷加入了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一年以后,唐歌意外查出肺腺癌,手术后,她申请领取相互宝的大病互助金。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相互宝在追溯其过往病史时发现,唐歌有过两次关于抑郁情绪的就诊经历,这成为其不能获得互助金的关键。

唐歌说,相互宝将抑郁症列为精神病,而在调整后的健康告知中,抑郁症不符合大病互助计划的加入条件。

而事实上,两次就诊中,唐歌并没有明确被确诊为抑郁症。

2018年4月,唐歌因手脚麻木去医院的精神科就诊。“第一诊断是前庭神经眩晕,第二诊断是焦虑抑郁状态。当时医生说,我只是处在抑郁状态中,并不一定是抑郁症。”

同年12月,唐歌因情绪不稳定,前往另一家医院的心理门诊就诊,这一次医生描述为“抑郁发作”。但她强调,这是医生听了自己的陈述后写下的,并不是根据检查结果得出的判断。也是在这次诊断中,她被检查出怀有身孕。

唐歌表示,两次就诊,医生都没有明确得出抑郁症的结论,尤其是第二次诊断中,很难说情绪变化不是因为怀孕初期的特殊反应。

对此,某精神科相关从业者表示,抑郁症确实是在精神病的划分中,有轻度、中度和重度之分。但是当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时,很难判定为抑郁症。

目前,从支付宝客户端进入相互宝页面,会有一则健康告知确认单,确认单显示,既往或目前患有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强迫症等)的自然人,满足本健康要求的其他条件时,可以加入相互宝慢性病人群防癌互助计划。

而如果用户选择点击无以上疾病,健康告知单则并不会出现精神疾病等相关提示,对应的互助计划也是针对健康群体的大病互助计划。

“由于自己曾经做过保险代理人,深知健康告知的重要性”,唐歌对AI财经社表示,她在加入相互宝时,就仔细阅读了健康告知条款。在当时,并没有关于抑郁症是精神病的弹窗提示。她表示,自己已经委托律师,将起诉相互宝。

合同属性存疑

但本次立案情况比想象中困难,用户与相互宝签订的合同属性存在争议,这与相互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有关。

据悉,相互宝品牌目前拥有三款互助计划,分别是大病互助计划,慢性病互助计划,老年防癌计划,其中慢性病互助计划和老年防癌计划均属于恶性肿瘤互助范畴。但这些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产品。

据公开资料,2018年10月,蚂蚁集团与信美人寿联合推出了“相互保”,两个月后,蚂蚁集团宣布“相互保”更名为“相互宝”。期间,信美人寿退出,相互宝由此前的联合运营转为独立经营。这就意味着,相互宝没有了保险公司承保,而仅仅是由蚂蚁集团发起的互助组织。也因此,相互宝并不适用于保险合同。

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张永辉律师指出:“法律上很难界定这个业务的属性,首先它肯定不属于保险合同,我们更愿意认为它是买卖合同、消费合同,或者也可以称为服务合同。本案中,合同性质不同,将导致审判结果的不同。”

“从过往的案例来看,相互宝被定义为互联网服务产品”,行业分析师赵亚鹏亦表示,“相互宝对其成员并没有互助金的给付义务,仅仅提供了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因此在诉讼判决中很少遵循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原则”。

不过,也有熟悉保险法律的业内人士表示,过往的判决只是参考,法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是可以作出不同认定的。

一个曾从事过互助业务的专业人士指出,相互宝在法律上并不承担给付的责任与义务,从逻辑上讲,用户应当起诉相互宝中的其余所有成员,因为是他们没有支付互助金。

用户流失,分摊金持续上涨

相互宝上线初期吸引了大批互助成员,2019年11月用户超过1亿人。但此后用户数不断下降,目前,相互宝成员为8000多万,相当于已经流失了2000多万用户。

用户的陆续退出,也导致了参与者分摊金额的不断上涨。2018年上线后,相互宝的分摊金额已经由最初的几分钱增长到了7元钱,翻了近一百倍。最新一期的分摊金额为7.41元,按照每月扣款两次的约定,全年分摊价格超过177元。

此前,面对分摊金额上涨的质疑,2019年,相互宝曾公开表示,分摊金额最高上线为188元,超过部分将由蚂蚁金服承担。“但事实上,这只是相互宝对公众作出的金融承诺,但它并不具备这样的资质。”上述从事过互助业务的专业人士指出。

根据蚂蚁集团此前发布的招股书,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12个月期间,公司平台促成的保费及分摊金额达到518亿元,相互宝已与约90余家保险合作机构进行合作。

东文财富风险管理事务所创始人陈琨表示,为了控制分摊金额增长过快,相互宝在给付互助金时,也会存在严格审核的情况。

张永辉的经历或许也可以印证这一观点。在他接触到的相互宝用户中,不乏存在多次提交证明,但依然无法获得互助金的繁琐情况。

他说:“当用户患了重疾,相互宝会以过往身体出现的“瑕疵”来拒绝发放互助金。同时,对于身患大病的人而言,多次去检查开证明也无疑会加重用户身体负担。”据了解,在张永辉接触的众多相互宝用户中,仅有一位来自河南的用户获得了互助金。

“不同保险产品、网络互助组织的理赔或审核条款是有区别的。相互宝的管理费是从互助金中扣除,需要为其他用户的资金负责,不能简单地认为相互宝的审核就更加严格。”一位熟悉保险法律的人士则认为。

蚂蚁集团也曾在招股书中表示,目前该类互助项目尚不作为保险产品被监管,但是不排除未来监管机构对类似相互宝产品实施监管,从而增加相互宝产品合规的复杂性,并大幅提高合规成本。

网络互助平台的“尴尬”

有业内人士告诉AI财经社,保险公司讲究偿付能力,这也是监管要求的核心指标,即保险公司要准备一定的要求资本,来抵御承保过程中的风险。

“蚂蚁集团并没有为相互宝留出相应的资本金,这也使得它无法成为‘保险’被有效监管,从而游离在监管范围之外。”该人士称。

事实上,这也是网络互助平台普遍面临的尴尬境地。

2016年,水滴互助上线,在三个月内用户突破100万人,是首个用户数突破百万的互助平台。这之后,网络互助业务发展迎来“窗口期”。2018年,相互宝前身相互保问世,网络互助平台得到极大关注。一时间,美团、百度、滴滴等互联网巨头先后布局网络互助业务,市场情绪也被推向高潮。

但很快,网络互助却转向收缩态势。2020年8月,百度旗下的灯火互助宣布关停。美团互助、轻松互助、水滴互助等也在这两年相继关停退出。

除产品性质与保险的尴尬关系外,网络互助本身也没有保险经营牌照。

2020年9月,银保监会打非局发文称,相互宝等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文中指出,要坚持对所有保险活动实行严格准入、持牌经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对于打非局的“点名”,相互宝回应表示,期待在监管指导下,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而在更早之前,网络互助的规范管理呼声不断,网络互助平台存在各类假借保险名义和保险术语夸大宣传的情况,背后快速增长的资金池和海量会员信息等也事关公共利益。

有不具名的业内人士向AI财经社透露,随着市场的规范化发展,相互宝未来或将依托于寿险公司来经营。

前述曾参与互助业务的专业人士感叹,客观地说,相互宝其实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通过很低的成本,为较大部分的人群提供了较高的保障,如果能够被纳入监管范围内,将会是一次更好的探索。

惠民保替代相互宝?

事实上,几乎就在网络互助业务潮落之时,另一项新型保障形式已悄然兴起。

2020年,各地惠民保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凭借几十元到百余元不等的保费、最高达百万元的保障金额、无健康区分的覆盖人群等优势成为弥合商业保险与社保间的桥梁,也被寄予成为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一部分的期望。

陈琨指出,惠民保是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城市版的相互宝。但与相互宝不同的是,惠民保是依托于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承担风险。此外,惠民保没有健康限制,这就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保障。“只要你有当地的医保资格,就可以加入惠民保,对于大众来说,是一款福利性产品。”

简单来说,“惠民保”是险企开发产品并承保,以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为承保对象,涉及政府、保险公司及消费者的参与。去年以来,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海南等多个地区或城市已落地惠民保项目。

根据AI财经社的了解,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人寿、东吴人寿、众安保险等大中型险企参与到惠民保的建设中。中国人寿副总裁詹忠曾披露,目前,中国人寿已经在9个省推进了27个相关项目。“疫情发生后,社会及民众对于医疗险的关注提升很多,这种需求更多体现在个性化、差异化、层次化方面发展。”谈到惠民保业务的出现,詹忠曾表达了如是看法。

今年4月上线的“沪惠保”在上海迅速走红,上线一个多月,其参保人数就超过600万人,最终参保人数为739万人。7月,“北京普惠健康保”在京发布,成为北京的第三款“惠民保”产品。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共有23省82个地区的179个地市推出城市定制型医疗保险项目,累计超4000万人参保,保费收入超50亿元。

不过,陈琨也补充称,惠民保业务与相互宝都要求一定的参保人数,这是它们得以运行的基础。“惠民保毕竟仍属于商业保险,保险公司还需要平衡赔付成本。”

北京联合大学金融系教师杨泽云表示,“惠民保的低价格(大多百元以内)和低门槛(无需体检、无健康要求),激发了大量的保险需求,特别是以往非商业健康保险客户以及低收入者的商业保险需求。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以大大缓解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他同时也认为,惠民保和网络互助所满足的需求仍有差别,前者带来的冲击影响有限。

“相互保既有政府背书,又是持牌经营的金融产品,惠民保业务对于网络互助的冲击较大。”前述业内人士表示,对于网络互助平台来说,当下仍处在十字路口中。

(文中唐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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